徐大荣和尹明珠为什么分手？徐大荣和尹明珠分手了吗？

由此可见，我国保障公民受教育权的行政主体包括国务院及其教育行政部门、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各级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公立学校等。

[57]周佑勇：裁量基准司法审查研究，《中国法学》2012年第6期。姜明安、应松年、江必新、马怀德、杨建顺、章剑生、湛中乐、李洪雷、何海波、杨小军等在2012—13年间都曾撰文对行政诉讼法的修改提出意见和建议。

[10]黄学贤、郑哲：管窥风险预防下的行政法原则变迁，《社会科学研究》2012年第6期。在2012—2013年期间，不同进路上的研究都有一定的推进，学者的方法论意识也日益清晰。[60]王敬波：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行政权力横向配置的试验场，《政法论坛》2013年第1期。[63]对行政决策的研究，可以从行政过程论这样的基础理论获得启发。鉴于传统理论框架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法教义学和解释学的推进，我们也专设一节讨论案例研究和法解释学的研究状况。

在这一方向上，蕴藏着很大的学术创新的潜力。[28]如何海波：困顿的行政诉讼，《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因此，我们应该更好地认识和界定宪法的性质。

如果说宪法的实施、宪政的实现有赖于某种宪政传统和宪政文化，那么在这种传统和文化的塑造方面，当务之急就是要消除宪法与民众生活之间的隔膜，而达此目的的有效途径就是明确宪法的可诉性。从规则的层面看，宪法的效力与它在整个法律体系和法律生活中的弥散能力成正比，而宪法的弥散能力，又与宪法的性质密切相关然而，中央层面的问责法尚未出台，学校突发事件问责制的相关规定也不完善，尚未形成对该领域整体性、全面性和系统性的法律保障。【作者简介】 曹鎏，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讲师、法学博士后。

可见，问责的范围应当是特定的，且必须与其所担负的使命相匹配，即问责的范围必须宽严适度，以实现对在学校突发事件应对过程中存在过失或者不当行为的责任人员的科学、理性问责。究其原因，不仅在于法律上缺乏对责任主体的清晰界定，更在于缺少对问责标准的合理设计，所涉行政官员的过错大小、造成的损失以及影响程度、主客观之间的因果关系等要素均应当成为影响问责结果的重要考量。

在已有的学校突发事件问责案例中，经常出现问责对象找不准，对于应当承担主要责任的对象（如单位主管领导）并不追究责任，而是往往通过追究较低层级的工作人员的责任而了结程序。学校作为公共行政组织，在一定范围内行使着公共行政权，除了应当向教育部门及本级政府负责之外，还应当向社会公众负责，我国问责制的本质特征也正是反映了为民负责、受民监督这一基本理念。完善学校突发事件问责主体应当注意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扩大问责发起主体，增加系统外的异体问责。不管是作为，还是不作为，只要造成了损害的发生，均应对其问责，缺少任何一方面的问责制都是不健全的。

所谓突发事件问责制的基本原则是指能够反映问责制的本质特征和价值，并贯穿于学校突发事件问责制运行的始终，对学校突发事件问责法律规范的制定与实施具有普遍规制作用的根本法律准则。基于学校突发事件中相关责任人员所享有的权力属性和内容，其被问责后受到的惩罚应当具体涵盖行政责任、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三种类型。在学校突发事件问责对象的界定上需要注意以下两个问题：第一，问责对象应当是责任人，而非单位。预防是保障学校安全和应对突发事件的重要环节，合理恰当的预防措施能够有效地将突发事件防范于未然。

权责一致原则是构成学校突发事件问责制的逻辑前提和理论基础，它是指问责对象享有的权力与其承担的义务必须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和密切的对等性。因此，对于学校突发事件问责制的具体适用，还需要问责主体重点考量以下几个因素：学校突发事件的起因、造成的损失大小以及社会影响程度、教育部门的监管职责、所涉学校的校长及副校长的领导责任、直接岗位管理人员的主观过错程度及其与损害后果的因果关系等因素。

问责范围主要局限于社会关注度高、生命财产损失大的大事，而对影响范围较小的突发事件则不了了之，例如对于工作效率低、执行不力等小事很少问责。杜宏伟，审计署审计科研所在站博士后。

此外，问责制也是实现学校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第二，问责对象应当重点落实领导干部。[9]参见田宝军等：《教育行政问责的责任体系》，载《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该阶段是指问责决定主体根据调查结果，对问责对象做出是否问责的判断。通过梳理学校突发事件问责案例后发现，实践中，对责任人的问责力度往往受到法律之外的一些因素影响，比如社会环境、大众舆论、受害人压力和其他利益主体干预等方面都有可能影响到问责处理结果。因此，作为学校突发事件问责制中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问责范围必须予以明确且宽严适度。

实际上，通过程序正义来促进实体正义的实现，正是通过程序本身所固有的独立价值以消弭难以通过精准的实体规范来限定问责的具体标准所可能招致的不利后果所作的不二选择。依法问责首先要求问责法定，这是依法问责原则隐含的基本前提，即将问责制中的核心要素上升到法律层面，也是确保问责制真正具有震慑力的必要条件。

若符合问责构成要件，则需依法对相关责任人员作出问责处理决定，并告知问责对象有申诉的权利。依法问责原则是法治原则在问责领域的集中体现，它是实现问责制法治化的基本前提，它是贯穿于学校突发事件问责立法及其实施各个阶段的根本性指导原则。

[6]参见胡建淼等：《领导人行政责任问题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7页。[1]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教育部门工作人员和学校管理人员责任意识普遍缺乏、没有真正重视学校突发事件的事后责任追究工作的基本现状。

责任意识的树立需要与之相适应的问责文化。法律责任的承担方式有刑事制裁、经济赔偿和行政赔偿等。基于此，通过对我国学校突发事件问责制现实困境的分析，对症下药，以期建构能够回应现实需要的学校突发事件问责理论，实现对学校突发事件问责制的有效规制，进而为其规范化、制度化和法制化提供充分的理论支撑。该阶段是指问责主体依法全面收集各种证据，查清问责所涉事实是否存在，并在核査完有关事实之后（包括失职行为性质、情节和危害后果等要素），提出初步处理意见。

这就可能导致本应当成为问责对象的教育部门转而成为问责主体，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责任的承担或将应当承担的责任转嫁于学校及其管理人员之上。进入专题： 突发事件 问责制 。

问责制 【全文】 保障校园安全是全社会安全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直接关系到全体师生的人身安全和全社会的和谐稳定。根据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我国学校应急管理与学校安全立法课题组（以下简称课题组）调查问卷的结果显示，当被问及应急响应分为哪几个阶段时，有93.3%的被调查者将责任追究排除在外。

依据直接责任与间接责任相结合的原则，学校突发事件的问责对象不是单一的，而应包含多个主体。（五）问责范围不全面 问责范围直接决定了问责的广度和深度。

比如，问责启动程序容易受到一些社会舆论等非制度性因素的影响，有时启动较为随意。而所涉学校的具体工作人员则要为其失职行为承担直接责任，主要为行政责任和法律责任两种，行政责任针对一般违法违纪行为，如果情节严重涉嫌犯罪的，还应追究其刑事责任。目前我国学校突发事件问责主体比较单一，主要由本级人民政府、党委或教育部门进行问责。但是由于社会公众本身具有广泛性的特质，这就决定了此种问责方式只能具有间接效力。

另一类预防责任是指学校第一责任人或主管责任人在接到政府或教育部门的预警信号后的不作为。三是官进则荣，官退则耻。

直接责任是指责任人因自身主观过错而对自己的违法或不当行为造成的后果负责，间接责任是指问责客体对与其有特定联系的他人之违法或不当行为因领导不力而应当承担的责任。[4]但是，潜在的问责对象的认可程度要明显低于问责对象范围以外的高校学生。

这是一个问责程序进行的起始环节，决定着后续问责程序能否得以展开。基于此，本文旨在通过对我国学校突发事件问责制现实困境的分析，对症下药，以期通过对问责制基础理论中最亟待解决的问题入手，进而实现对学校突发事件问责制的有效规制。